苏新强到西山煤电义城煤业挂牌督导

6 相关论述请参见门中敬：《宪政宽容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9-262页。

那些造成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往往有红头文件上的依据，所以即便是信访机构也是难以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为实现宪法所规定的纲领性目标和任务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实施宪法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是政治性而非法律性的。

政治性规范的功能是多元的：一是确认，通过宪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执政方针政策等予以确认使之上升到国家根本法的层面，使执政行为合法化。三、政治性实施的制度保障：政治性审查 从1954年宪法的实施情况来看，主要问题是在其实施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宪法的形式确立的关于国家发展与建设的基本的政治引导性规范没有能够按照宪法的规定一以贯之。这也是政治性审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首先《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宪法依据是现行《宪法》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而就我国宪法规范而言，它与一般法律规范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由两部分规范组成的一部分是政治性规范，另一部分是法律性规范。

而一些概念使用的不明确，也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并明确规定由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的内容包括：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五、权力边界：国家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一）哪些属公民自由 网络公共空间聚集民意、影响公共事务，也促成了公民自由的扩张。

然而，他们并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因为网络是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不同意见的交锋快速、直接，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亦空前提高，自我知识救赎的机会也就大为增加。把法治社会视作一种发展目标，它就成为了政治和社会组织及其行为的导向和实质约束。事实上，因为微信的封闭性和私密性，对微信朋友圈的监管难度也会更高。当然，双重治理的最终结果都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愿景和目标。

前文讨论的硬法主要是作为软法中争议处理机制的后盾和效力保障，这也体现了软法纠纷解决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的先导性、协作性。软法能够弥补单一硬法之治的结构性缺陷，后者通过国家强制力，以使用和拟使用制裁（法律责任）手段来迫使公民个人、网络服务商以及国家机关作为或不作为。

通过阐释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机制及其原理，能够厘清目前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体系，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方案，以应对和解决网络带来的治理危机以及政治困境，并舒缓其中的道德和法律困境。它通过体制改革和过程控制来发挥作用，因此从体制和过程的角度共同构建治理模式是可期的方向。【关键字】网络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软法已经设计了比较充分的民主规则，将成员自律标准提升到更高的地位，因而具有另一层正当性。

政府信息公开不足，人们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不能得到满足。这极大改变了网络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地位，也改善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以服务商为主导的治理。第四部分主要讨论法律的效力实现模式，它有过程控制和司法控制两种情形，前者主要是执法过程，它以严格依法行政来实现民主价值和秩序价值。刑法规定了诽谤罪，两高解释细化了其中的概念，能够针对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表达起到预测、威慑等多重作用，对于公民的网络言论及其表达的入罪有直接意义。

（二）强硬的网络软法结构 1.软法的作用方式 软法之治立足于现代国家承担公共治理之任务的事实。在本质上，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是将一个法外之地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需要扩张甚至重构我们的法治模式，在保证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前提下对网络公共空间进行某种边界制约，实现秩序价值，从而造就虚拟又真实的网络法治社会。

目前如火如荼地开设的政务微博就是某种体现。其一，网上曝光的事件或案件推动法治的发展。

第四，和其他公共空间一样，网络也具有从无中心到中心化的渐变过程。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多赘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在于，两高解释能够实现治理价值和治理目标吗？总体来看，它在司法控制上的作用十分微弱，更无助于前文阐释的过程控制。自由化表现为一个重新解释和扩展权利的过程。事实上，法治社会必然要求以国家管控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方式转向公共治理。这产生了两重治理结构，分别是对网络的治理（主要对象是公民的网络言论及其表达）和对国家行为（主要对象是国家的治理行为，包括立法和执法）的控制，它们共同构成了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任务。网络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利用网络的公民政治参与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间。

两高解释具有机会管理意义，并且是运用刑法这一严厉的武器来实现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言论自由被视为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间接作用于治理，即作为软法之治、过程控制的后盾。

它将是民众代表和政府听取民意、取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渠道，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公开化，也是增强其决策和执行合法性的重要方面{11}。一、自由化及其影响：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挑战 与哈贝马斯钟情的布尔乔亚公共空间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相比，网络公共空间的参与人数更多、公开性更强、接触面更广、信息流通更快、门槛更低，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同时具有即时性，并可运用多媒体资料，冲击性更强，这就造成了公共空间的结果转型{8}。

习近平总书记说：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4}治理落实到法律和制度层面，正是法治化方式的结果。网络公共空间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生态。此外，国家建立起网络民意的吸纳机制，让网络反映的民意转化成为执政的内容，将是信息自由的最宽泛解释，为后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合宪性支持。第五，它具有蝴蝶化效应。

二、双重目标：社会法治与公权控制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治理要调和不同的价值，因此需要设定具有均衡性的目标。这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过程。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针对网络的特点，面对自由化的现实和趋势，提出新的目标和思路。因此，它是一种双重治理结构：将在社会领域展开的政治过程纳入到法治轨道，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与网络安全不同的是，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最终要落实到公民的言论及其表达。法治社会的巨大包容力能够适应现代国家——社会——公民关系的转变。

硬法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相较来说，国家治理伴随着国家行为，这就涉及到了国家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问题。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事实上，国家应当设计出真正的有效的听取网络民意的机制，并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这才是治本之策这种治理行为不完全的封闭性也会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治理的效果。

那么，国家作出这种授权的法律依据和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呢？ 有人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5条视为法律对服务商施加的安全保障义务，网络服务者应该尽到一个‘理性的、谨慎的、具有网络专业知识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采取综合判断的方法，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有人认为，行为人诽谤他人情节是否严重的标准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可能违反了基本的法理{24}。

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在网络时代被根本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的自由化——它反映了公民自主性意识的急剧膨胀。网络公共空间的扩张表征社会的自由化，也彰显着民主化的前景。

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思维和行动，而不受外来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7}135。行政机关内部的操作性规则和规范性文件也是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重要依据和手段，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会直接产生外部效力。